李善長案背后的秘密

一代開國功臣，緣何惹來殺身之禍？

朱元璋殘殺功臣，開國勛貴幾乎盡被屠戮，已是歷史上的公案。雖然后人多認為朱元璋有濫殺之嫌，明初幾大案也的確各有原因，連坐滅族的判決確實過分，但如果說開國元勛們自身沒有一點過錯，也是說不過去的。比如，胡惟庸的偏狹功利，藍玉的驕橫跋扈。他們的性格和行為都與后來的禍患密不可分。但是，作為朱元璋最重要的謀臣，李善長以76歲高齡被殺，卻讓后人頗為不解。

朱元璋像。

朱元璋的“再世蕭何”

歷史上的評價多認為李善長是朱元璋的“再世蕭何”，是陪伴朱元璋最久、最忠誠的文臣，這的確是基于歷史事實的。我們打開《明史》的《太祖本紀》，會發現李善長是第一個出現在其中的文人名字。那是元朝至正十三年（1353年），朱元璋“道遇定遠人李善長，與語，大悅，遂與俱攻滁州，下之”。這也是李善長在《明史》上的第一次亮相，相關記述并不復雜，只有寥寥幾筆，卻暗示了兩個重大信號：其一，朱元璋和李善長首次見面就“大悅”。古人寫史頗有春秋筆法，只言片語都能呈現重大問題，“大悅”顯然不是一般的高興，畢竟在此之前，朱元璋的隊伍里并沒有一個真正的讀書人，而要成就大業，光靠赳赳武夫是不行的；其二，兩人聯手后的第一次軍事行動就大獲成功，“遂與俱攻滁州，下之”，這起碼說明李善長確有謀略，而且和朱元璋的配合也十分順利。

《明史》在《列傳·卷十五》里專設有李善長傳，其中講到，李善長曾拿劉邦的故事來激勵朱元璋。但李善長認為劉邦能成就大業是因為“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殺人”，這就頗為吊詭了。我認為李善長在這里是話里有話，因為劉邦也沒少殘害開國功臣，即使在楚漢相爭時期，劉邦也沒少干缺乏人性的事。只是，劉邦相比項羽，算得上是少搞屠殺的了，尤其是對待平民百姓，還算得上是厚道之人。李善長這里所謂的“不嗜殺人”，應該是針對當時的歷史情形：各大起義軍各自為戰，雖都打著推翻元朝的旗號，卻罕有王者的愛民之心，戰亂頻仍的時候，很多人都只顧自己保命獲利，誰還顧得上天下大義呢？

這樣看來，李善長對朱元璋的事業有關鍵性的幫助，給予了他更大的歷史視野，勸誡朱元璋不僅要成為一方諸侯，更要愛民如子，進而像劉邦那樣圖取天下。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李善長的“理論建設”，的確無法成就后來的朱元璋。

李善長對朱元璋是否一直很忠誠呢？從現存史料看，李善長確實沒有二心。尤其是在朱元璋被剝奪軍權的最危險時刻，李善長也沒有離開他。《明史》里有這樣的內容：“郭子興中流言，疑太祖，稍奪其兵柄。又欲奪善長自輔，善長固謝弗往。太祖深倚之。”毫無根基的朱元璋一開始是完全依附在郭子興的軍事力量下的，郭子興聽信了流言，一度剝奪了朱元璋的權力，還要把李善長納入自己帳下。但李善長或許真的有慧眼識珠的本領，認準了朱元璋是干大事的人，無論怎樣也不愿意投靠其他勢力。這當然獲得了朱元璋的極度認可，《明史》上用“深倚之”這樣的詞來描述他對李善長的器重，可謂毫無保留的贊揚。

每當朱元璋到了事業的節點，幾乎都是李善長沖在前面幫他添磚加瓦，甚至起到決定性作用。”有明確記載的首次勸進，就是李善長帶頭做的。雖然朱元璋表面上要假惺惺地推辭一下，但后來的封賞說明了一切：朱元璋把李善長當成和徐達一樣的左膀右臂，兩人一文一武共同輔佐帝王大業。而徐達對朱元璋有多重要，不必贅言。徐達、湯和、常遇春這些從小玩到大的兄弟，也最多和李善長這樣的“外人”平起平坐。

這起碼說明，朱元璋完全把李善長當成自家兄弟，并無嫌隙。

朱元璋稱帝后，面對一干武將的質疑，也毫不吝嗇對李善長的巨大恩典。李善長獲得了至尊的榮譽，《明史》上說“時封公者，徐達、常遇春子茂、李文忠、馮勝、鄧愈及善長六人，而善長位第一，制詞比之蕭何，褒稱甚至”。

蹊蹺的殺身之禍

在恩典榮譽面前，有些勝利者難免會失去清晰的自我認識，明初勛貴的這個毛病格外突出。每每讀到這段歷史的時候，我總覺得有費解之處：歷朝歷代開國勛貴都有跋扈和偏狹之人，但像明初勛貴這樣大面積的、近乎集體性的放縱，還十分少見，尤其是開國皇帝身邊的謀臣文士，幾乎都是道德模范與智慧的化身，但作為大明開國第一文臣的李善長，依然被《明史》批評為“外寬和，內多忮刻”，這實在令人不解。

李善長在明朝建立后依然對朱元璋忠誠不渝，卻呈現出越來越多性格乃至人格上的缺點。《明史》有清晰的記載：“貴富極，意稍驕，帝始微厭之。”從這點來說，李善長確實比不上蕭何、諸葛亮這些典范開國文臣。

但是，這些缺點不至于讓李善長和家族丟掉性命。真正給他帶來殺身之禍的，還是跟所謂的“謀反”有關。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李善長一家70多口人悉數被殺。史書上記錄李善長的罪行，僅僅是出于他和藍玉一段不明不白的關系。簡單來說，藍玉試圖勾結北元和李善長，胡惟庸的“謀反”也跟李善長有牽連，李善長雖然拒絕了“事成”后封賞他為淮西王的“誘餌”，卻沒有舉報他人的謀逆之心，因此受到了株連。史書上給他的罪名也很簡單：“知逆謀不發舉，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

這樣的罪名當然是捕風捉影的結果。李善長家族被誅是一樁冤案，這不僅是后世多數人的看法，即使在當時，也近乎是“公開的秘密”。《明史》曾借一個叫王國用的小官的話，來剖析李善長案，告訴后世李善長確實是被冤枉的。王國用諫言朱元璋李善長之死是荒謬的，他指出李善長不可能謀反有多個原因，比如他年事已高，且位極人臣，即使謀反成功也撈不到什么好處，更何況，朱元璋借奇特的天相來定李善長的罪，更是牽強附會，讓天下人寒心。耐人尋味的是，王國用也說，李善長既然已經死了，說這些也沒什么用，只是希望朱元璋以后多加注意，不要再做類似的事情了。

而朱元璋的回復也十分奇怪，向來專橫獨斷的他竟然沒有怪罪王國用尖銳的指責。

王國用的諫言堪稱“見好就收”，這種點到為止的表達，反而讓后世更加迷惑。如果李善長真的無罪，就算其人已死，也可以昭告天下，為他恢復名譽（事實上直到明朝末年才為李善長案平反），但王國用沒說這些，朱元璋更沒這么做。而如果李善長真的有罪，朱元璋又怎么可能對尖銳的諫言淡然處之？

或許，朱元璋心里是最清楚的，他當然知道李善長罪不至死，更沒必要株連其整個家族，但正如他殘害其他功臣的動機一樣，這只是政治需要：從肉體上消滅淮西勛貴，是為了保持政治勢力的動態平衡，更是為了鞏固自己的皇權。到了明代，皇權專制得到了空前的鞏固，任何有可能威脅到皇帝權力和權威的因素，都要被消滅在萌芽狀態里。從這個意義上說，胡惟庸、藍玉和李善長不管有沒有人格上的污點，都不是最重要的，他們位極人臣的權力，就是他們必死的原因。更何況，朱元璋需要幫助太子朱標營造一個單純安全的政治環境。那些掌握權力的老臣是對未來皇帝最大的威脅，而朱標的性格又是溫和到了軟弱的地步，這不能不讓朱元璋擔心他和大明江山的未來。

皇權之下的悲劇

對于朱元璋這種起于草莽、經歷九死一生才換來帝位的人來說，極度的自我保護是他生存下來的首要原則。自小缺乏家庭溫暖，更明白來自身邊人的殘害和陰謀是可怕的，也是不得不防的。到了晚年，朱元璋這種極度自私和狠毒的性格終于變成了嗜殺，他希望看到那些勛貴都紛紛死在自己前面。因此，李善長被殺后3年，一代名將藍玉及其家族也被誅殺，朱元璋慢慢步入風燭殘年，而那些曾與他一起拼殺奮斗的功臣們也被屠戮殆盡。

李善長的悲劇只是那個時代國家精英集體悲劇的一個縮影。包括朱元璋在內，他們都是歷史的幸運兒，但也終究逃脫不了巨大的悲劇。王國維先生有詩云：“偶開天眼覷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我非常喜歡這句詩，是因為其點出了人世間共通的悲劇感，沒有人能逃脫自己和所處時代設置的藩籬，當我們評價他人可憐可痛之時，往往不知道自己也身處相似的情境中。

回到剛才那個疑問，李善長驕傲自滿的性格缺陷固然是存在的，但難道其他開國賢臣身上就沒有污點嗎？很多大人物都有剛愎自用的毛病，還有不少文臣在原則問題面前首鼠兩端，或者大搞好人主義，至于培植個人勢力、臣子間搞權力斗爭更是常見現象。但是，唯有在明初，這些人性中常見的缺點被格外放大，以至于成為身死族滅的肇因，這的確值得人深思。

對于人性里的缺點以及未來不可測的命運，李善長其實也是無能為力的。他從一個無法謀取功名的地方小文人，一步步變成權傾朝野的大明宰相，當然算是個人事業的成功。但是，他沒法超越、更沒法改變日益加強的皇權專制制度的框架。在這個框架里，皇帝個人的權力和欲望會被無限放大，皇帝的權威日益加強，而臣子們的權力日益萎縮，他們的形象也必須隨之而改易。李善長也好、徐達也好、藍玉也罷，他們在朱元璋稱帝前并非沒有性格缺點，但因為還未面對皇權，他們的形象在事實上和史書上都不會被破壞。但朱元璋不僅廢除了宰相制度，還從肉體和名譽層面摧毀了勛貴們，就是為了讓高度集中的皇權代代相傳下去。在這個制度里，任何人都不能安然處之，臣子們必須小心翼翼地完成皇帝交付的任務，而他們性格和人格里任何的缺點，都有可能給他們帶來巨大的災禍。

李善長在歷史上沒能留下完美的文臣形象，從根本上是日益加強的皇權專制制度的必然結果。但是，李善長畢竟是生于元末的文人，早年在亂世中養成了爛漫任性的性格，雖沒做到功成身退，卻在歷史上留下了更多鮮活的形象，也增加了幾分傳奇色彩。此后的明代文臣大多沒有李善長這樣的“幸運”了，他們幾乎都成了皇權制度上的螺絲釘，為大明帝國這架精密儀器的復雜運轉時刻操勞著，直到明代后期，才逐漸出現了一些“離經叛道”的思想。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歷史的遺憾。

當明代后世文臣們拼命壓抑自我來追求所謂的“圣賢之道”的時候，是否會想起來那個被明代官方話語批判的李善長呢？而李善長和那些淮西勛貴們，當他們紛紛跟隨朱元璋開創帝業的時候，是否能預料到未來不測的命運？對待功勛卓著的老臣們，從“集體拉攏”到“集體打壓”，再到最后的“集體消滅”，朱元璋這樣做雖然保住了皇權一時的穩固，卻沒料到自己身后禍起蕭墻，親人之間大動干戈，燕王朱棣打著“靖難”旗號殺入南京城，這難道不是巨大的反諷嗎？

據《北京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