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月，在淞滬鐵路旁的又一座石庫門建筑廣吉里，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周恩來等20位共產黨人，代表全國994名黨員出席大會。

　　從11日到22日，會議選舉新的中央局，選舉陳獨秀為黨的總書記，審議通過大會宣言，修改了黨章。

　　中共四大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第一次提出了工農聯(lián)盟問題。確立了加強黨的領導、擴大黨的組織、執(zhí)行使黨群眾化的組織路線。

　　中共四大也是黨支部建設的歷史起點。中共四大第一次將支部確定為黨的基本組織，開始將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組織建設上來。隨后，黨的組織迅速發(fā)展壯大，成功實現從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小團體到群眾性政黨的偉大跨越。

　　在中共四大紀念館的展陳中，能看到落款為“鐘英”的兩份通知的復制件。根據中共二大的決議，全國代表大會每年由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定期召集一次。按照慣例，中共四大應于1924年召開。

　　1924年8月31日，中共中央以“鐘英”的代號發(fā)出《關于召開四大致各地黨組織的信》，稱“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為期不遠”。9月15日，“鐘英”又向各地方委員會發(fā)出《關于召開四大的通知》，明確指出中共四大定于當年11月開會。

　　“鐘英”是當時中共中央的代名，其中8月31日這份由行楷寫成的通知，來自毛澤東的親筆簽署。通知發(fā)給多少個地區(qū)，就必須用毛筆字抄寫多少份。

　　中共四大的召開，比原計劃時間推遲了兩個月。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在廣州召開，標志著國共第一次合作正式開始。但合作過程中，兩黨矛盾日益凸顯。種種原因令中共四大召開時間一拖再拖。

　　“中共四大在黨組織建設上有很多貢獻。”中共四大紀念館館長童科說，“四大”直接涉及黨內領導人的稱謂，地方各級執(zhí)委的負責人稱為書記，中央的委員長改稱為總書記。

　　此外，從中共四大開始，強調組織問題是我們黨生存和發(fā)展的重要問題，提出“三人可以組織支部”的要求。這些范式，一直沿用至今。

　　為便于吸收更多先進分子，中共四大決定簡化入黨程序，要求讓有階級覺悟的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能“直接加入本黨”。

　　對年輕的中國共產黨而言，這樣的轉變，意味著全新的起點。到了1927年中共五大召開時，中共黨員人數已達到57967人。

　　（摘自《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