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北京人藝南下上海，演出五部大戲，《茶館》壓軸。時隔36年，北京人藝再度駐演上海。這一次，《茶館》是頭炮。

自從焦菊隱和夏淳導演、于是之主演的《茶館》在1958年首演，話劇《茶館》和北京人藝成為一組無法切割的名詞，在1949年以后的中國戲劇史里，找不到第二部作品能夠擁有《茶館》的地位——這是老舍的劇本和焦菊隱、于是之的演出構成的，更有北京人藝作為當代中國最高水準的話劇藝術創作中心的權威性作為加持。

幾年前，面對孟京輝導演的《茶館》引發的軒然大波，老舍的女兒舒濟說了這樣一句話：“劇作者已逝，劇本不會改變了，但舞臺在繼續不斷地發展變化。”當時，她也透露了一些罕為人知的細節：“從1966年至2016年底，在《茶館》受到版權保護的50年里，老舍的家人并沒有給北京人藝‘獨一份’的授權。然而在那期間，沒有任何創作者個人和團體提出要改編《茶館》。”即使在北京人藝內部，林兆華導演獲得“初代王利發”于是之的支持，在1999年重排了《茶館》，現在觀眾看到的“二代”王利發、常四爺、秦二爺都出自這一版，但這個演出版幾年后被封箱。2005年，林兆華帶著這批主創描紅式毫不走樣地復排了1958年的首演版。從此，北京人藝的《茶館》演出海報上，導演是不變的“焦菊隱、夏淳”。林兆華在他的自述《導演小人書》里寫道：“《茶館》幾十年原封不動，這是中國特有的戲劇現象。”

如果焦菊隱還健在，“《茶館》”會一百年不變嗎

《茶館》首演至今已66年，在中國內地的舞臺上，這個劇本只有五個演出版本，其中兩個版本來自北京人藝，其余三個版本出現在2016年之后。

于是之、藍天野、鄭榕、英若誠、黃宗洛這個陣容的首演版，確定了“一部小《茶館》，半部中國話劇史”的地位，也間接地讓老舍的著作本和焦菊隱導演的演出本重合了。這個版本在1958年一鳴驚人，之后歷經十多年風風雨雨，到1979年恢復演出，再創輝煌，在1980年赴歐洲巡演七國，為時兩個月。1988年，首演原班人馬的《茶館》在上海仍然大受歡迎，但最早的異議也出現在那時，評論界有聲音發問：《茶館》只有一種演法嗎？1980年代的北京人藝，有阿瑟米勒親臨執導《推銷員之死》，有新生代編劇何冀平原創《天下第一樓》，也有林兆華嘗試的先鋒小劇場《絕對信號》，這樣的創作環境讓林兆華大膽設想：如果焦菊隱先生還健在，他會維持1958年版嗎？

1992年，年事漸高的于是之揮淚告別“王利發”，林兆華記得，老領導和自己“天天混一塊兒”，兩人“談了好幾年，他叫我一定要重排《茶館》，我的條件是不按焦先生的排，他不敢答應”，于是之顧慮重重，從1958年到1992年，全中國除了北京人藝，沒有一個劇團、沒有一個導演敢排演《茶館》。他和林兆華合計了有7年，直到1999年，時逢老舍誕辰100周年，于是之終于下定決心讓林兆華做“一版當代意識比較強一點兒的《茶館》”。在排練中，林兆華把最大的壓力給到“二代王利發”梁冠華，要求他“不能模仿于是之”“賦予角色新的東西”“表現老舍獨特的黑色幽默”。1999版采用了老舍的文學劇本，而非焦菊隱刪節、改定的演出劇本。易立明重新設計的舞美強調象征意味，以歪斜的茶館隱喻搖搖欲墜的舊時代。但這個版本沒有對老舍的劇本和1958年的演出版作出任何結構性的改動。林兆華只給自己打60分，原因就是“沒有做出新東西，還是延續過去”。即便是這樣的“微調版”，在公演后毀譽參半，到了2005年，為了紀念焦菊隱誕辰100周年，北京人藝徹底回歸1958版。

老舍作品改編的空間，以及“藏得最深的內涵”

2017年，《茶館》劇本發表50周年，導演李六乙為四川人藝排演了四川版《茶館》，這個版本除了把京片子替換成四川話，實際上仍然沿用了焦菊隱版。同年，青年導演王翀在北京的一所中學里排演了極為大膽的《茶館2.0》，演出的“舞臺”是在教室里用課桌拼起來的，觀眾人數被嚴格限制，這部勇敢的后戲劇劇場作品只在很小的范圍里被知曉，五場演出的觀眾合計55人。這部戲沒有對老舍的文本作出改動，穿著校服的孩子們說著原作的臺詞，一開始，語言和環境是不協調的，但是隨著演出的繼續，老舍的文本完美地契合了校園社會的權力結構。舒濟看了其中一場演出，她高度認可這個版本，她看到原作寫到的種種欺壓順理成章地演變成當代校園暴力，由此聯想，類似的表演可以發生在工廠廠房或企業辦公區，《茶館》的文本并未遠離人們的生活，它的鮮活的現實意義值得被不斷激發。

2019年10月，孟京輝因改編《茶館》身陷輿論風暴，舒濟表達了她對孟京輝的支持，她認為他打開了一扇沒有禁忌的門，讓她感受到當代戲劇人對老舍的關注，以及在國際視野下，老舍作品的改編還有很大的空間。但她也承認，在目前有限的《茶館》演出版本里，她永遠難忘的仍是焦菊隱版。

戲劇評論家林克歡曾經中肯地分析過為什么焦菊隱版“翻不了篇”，1958版未必在藝術成就層面“不可超越”，但是它在中國戲劇史、在中外戲劇交流史中有著不可繞過的地位。“焦菊隱嘔心瀝血，他在舞臺上所展現出來的空間非常有象征意義，把一個時代、一群人變成了人類的生存處境，他讓國外戲劇人看到中國的現實主義戲劇能做到這樣登峰造極。”此外，老舍非凡的語言能力造就了全世界都沒有的“中國式演劇”。以第一幕為例，幾個重要角色其實只有兩三句臺詞，居然能讓觀眾記住，演員在臺上坐得住，觀眾不覺得難受，所以西方導演們看了北京人藝的《茶館》會感嘆：“看似滿臺群演，實際滿臺主角。”林克歡進一步意味深長地點出，焦菊隱的視野與思維方式，達到了老舍的高度，這是最難的。“老舍寫《茶館》，他對于落日余暉、對一個時代的沒落、對被時代拋棄的人們，充滿著同情，這是《茶館》里藏得最深的內涵。”

這一切讓北京人藝的《茶館》成了中國特有的戲劇現象，也是全球戲劇史中罕見的孤例。在川流不息的舞臺上，《茶館》叫停了時間，它宛如一枚時間膠囊，封存著王利發的時代、老舍的時代和焦菊隱的時代。同時，被當作表演容器的《茶館》，讓演員荷載了周而復始循環的時間，看著梁冠華扮演的王利發，心力交瘁的王掌柜從陰影走向亮處，又最終留下一個蕭索的背影，在他的身上，老舍的文本突破不曾變化的舞臺，突破時間屏障，成為每個時代的小人物的寓言。（文匯報記者 柳青）